第三十一节 血战（下）(1/2)

把高邮湖的经过和文安之仔仔细细地讲述了两遍，邓名才算是稍微满足了老督师的兴奋。随后邓名趁机谈起此番他出师的经过以及理由，用李来亨的话说，这次出兵是为了卖盐，为了更好地卖盐，除了卖盐还要卖货，最后为了做生意去诛杀了满清的皇帝。

邓名选择的时机很好，文安之听完后不以为忤，反倒开怀大笑：“胡闹，胡闹，真是斯文扫地。”

欢笑了一阵后，文安之表情又变得严肃起来，把邓名的卫士和他的随从都屏退，等屋里只剩下两个人之后，文安之再次提起了夷陵宣言：“这个东西，你是不是从建虏那里借鉴来的？”

文安之的话说得很委婉，但邓名仍然糊涂了：“督师何出此言？”

关于夷陵宣言，文安之私下里琢磨了很久，他心里也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办法，可以在不导致大动干戈的情况下把明军的力量团结起来。不过文安之想得远比李来亨和刘体纯他们要深入，也得出了和李国英类似的结论，那就是这个委员会和皇太极的八王议政有些相似。

观察了邓名一会儿，文安之确定对方不是作假，就斟酌着词语把皇太极当年在生死存亡关头搞的议政制度讲给邓名听。

“哦，哦。”邓名听完之后，才明白文安之为何会有刚才那一问。邓名仿效的是前世的宪政制度，有古罗马贵族共和制的影子；而皇太极用来摆脱覆灭的手段，显然是一种贵族共和制。

“洪太虽然是鞑虏，但让老夫私下评价一句话，确实是不世出的人杰。说来也奇怪，他父亲是个野人，怎么会有这样的儿子？这也算得上是我华夏的大劫了吧。”文安之轻叹一声，没有更多地议论皇太极，而是再次转到了夷陵宣言上：“这个宣言，对你的名声会有很大的坏处。”

“为什么？”邓名惊讶地问道：“难道别人会以为我是学的洪太吗？”

“当然不是因为这个，而是因为这个宣言最终会毁了你信守诺言的好名声。”至此文安之已经确信邓名是自己灵机一动想出的这个主意，这说明邓名也是类似皇太极那样的出色人物，文安之当然很高兴：“不会有人说你学洪太的，因为不会每个人都像老夫这样胡思乱想。”

邓名琢磨了一会儿，还是有些不明白。

文安之轻轻叹了口气，他搞不懂为何邓名有时显得极具政治远见，有时却又显得非常幼稚，他不得不把话彻底挑明：“可共患难，不可共富贵啊。”

共和这种手段，能够提高集团内部的凝聚力，即使是贵族共和，也能够让国家的效率大大提高，极大地降低内耗。但古典共和国一定会滑回独裁、帝制，原因就是文安之那句“可共患难、不可共富贵”。当外患的威胁降低，国家强大后，独占权利和财富就会是所有大权在握者的追求目标，因为这是人从祖先那里继承来的本能。

“督师……”听懂了文安之的意思后，邓名本想说一声真知灼见，但话说了一半还是打住了。听了文安之的话后，邓名立刻就联想到了罗马共和国的倾覆。即使有诸多强有力的人互相制衡，但是当除掉了外部的忧患后，罗马共和国还是被帝制所取代，执政官变成了终身执政官，开始的时候虽然是终身制，但还是选贤的养子制度，仅仅几代以后就变成了传给亲子的世袭制度。至于满清，那更是皇太极一代人就差不多变回到原样，为了摆脱生存危机，皇太极建立了八旗贵族共和，随着生存危机不断降低，皇太极又亲手毁灭了它。

中国得天独厚，在亚洲一家独大，周围没有强有力的文明国家竞争者，所以完全不需要共和。尤其是宋代、明代，拥有辽阔的领土，众多的人口，相对邻国遥遥领先的科技和经济，国家可以靠着效率很低的专制制度来维持运转——不过结局都败坏得差不多，最终连人口稀少的野蛮人都打不过了。

在分裂而且征战不休的欧洲，越是领土稀少、贫瘠的国家，往往议会的权威就越重要，因为没有强邻那么多的资源可以挥霍，要想生存就得想办法。英王曾经关闭议会多年，一心依靠自己和忠臣来实行专制统治，结果国库空空如也，王室负债累累，政府濒临破产，英王不得不重开议会，然后被送上断头台；法王也曾大权独揽，过着朕即天下的好日子，直到被连绵的战争烧光了最后一块金币，国家在事实上已经破产后，才不得不召开sān_jí会议，然后被送上断头台……不过一旦事态好转，共和的保卫者马上就会变成共和的毁灭者，这是另外一种模式的治乱循环。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邓名轻声说了一句，这是他对皇太极那套制度的感想，也是他发布夷陵宣言的原因。对于古典共和制度来说，这也是一句很恰当的评价，邓名自己实际上也变得越来越无所顾忌，比如他曾经把洗劫镇江的蒋国柱和管效忠恨之入骨，但现在邓名可以没有什么心理负担地和蒋国柱面对面地谈判——因为没有人可以惩罚他，邓名除了军事失败，不需要为自己的行动承担任何后果。如果除了道德再没有制约他的力量的话，他完全可以像今天签署夷陵宣言一样随手撕毁了它，不但邓名可以，其他签署人也可以。

文安之误会了邓名的话，他以为邓名承认这个宣言不过是一个权宜之计。

“将来的事，我也未必看得见了，反正总比神州陆沉强。再说刘体纯、李来亨他们说到底也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