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九十七)民权是争来的,不是送来的(2/3)
桌子上,“他张敬尧这是想要让我给他当挡箭牌了!”“当初真不应该让他来办这件事,”刚刚赶回北京的徐树铮看完电报,冷静地对段祺瑞说道,“他现在是怕咱们不管他,所以才发这么一封电报。”
“他自己把事情搞砸了,现在谁也救不了他了。”段祺瑞喘了口粗气,坐下来说道,“我就是想帮他,也无从帮起。”
“湖南这着棋,咱们等于已经输了。”徐树铮说道。
“还没有。”段祺瑞冷笑了一声,摇了摇头。
“怎么说呢?”徐树铮微微一愣,和侍立在一旁的段祺瑞的儿子段宏业交换了下眼色,二人眼中都闪过不解之色。
“他杨瀚之到底是年轻人,和那些激进的学生在思想上还是有共通之处的。”段祺瑞将另外一封电报递给了徐树铮,“这是他杨瀚之赞成湖南自治的通电。”
听了段祺瑞的话,徐树铮不由得恍然大悟,他立刻接过电报,看了起来。
“梁卓如也赞成湖南自治,竟然连国会选举这等大事都顾不得了。”段祺瑞说道,“他现在已经离京南下了,估计好到长沙了。”
“湖南自治,对他杨瀚之其实是没有多少好处的,可他竟然大力赞成,真是让人想不明白。”徐树铮放下了电报,脸上的疑惑之色更浓了,“他到底想干什么?”
“我们等着看好了。”段祺瑞说道。
1919年1月17日,张敬尧通电下野,张氏兄弟旋即逃往外省,在省界为湘军所捕获处决。
1919年1月22日,唐天喜率军撤往湘潭,为湘军“护民军”第1师所截击,唐天喜本人被当场击毙,湘军官兵获其尸后悬于城头,以泄民愤。
1919年1月30日,原湖南督军赵恒惕通电下野。
湖南,长沙,岳麓书院,制宪会议会场。
“那位小杨将军已经通电全国,赞成湘省自治,废督裁军,真是想不到啊。”
“那是他看出来了咱们湖南人不可侮,是以有如此通电。”
“不然,他之所以帮咱们,又赞成自治,其实很大程度上还是为其自身打算,借着自治的名义对抗北京政府。”
“连军人口中都会吐出‘自治’这两个字来,总算是自治的动机勃发了,这真真假假咱们暂且不去管他,即此一端,便可以断定我们理想中的联邦国家,迟早总会有实现的希望。”
此时在会场上,一些学者们正在侃侃而谈。
“他们军阀赞成自治的作用,无非是想利用‘自治制宪’这块金字招牌,好拿来对抗某一方面,或应付任何方面,诚意本来是没有一点的。不过他们军阀虽然没有诚意,我们人民却可以拿出要求自治的诚意去顺应他。他既然可以利用这个名义来遂他的私图,人民又何尝不可以利用他的私图来谋群众的公益。”
“湘事糟透,皆由于人民之多数不能自觉,不能奋起主张。有话不说,有意不伸。南北武人,乃得乘隙凌侮,据湖南为地盘,括民财为己橐。往事我们不说,今后要义,消极方面,莫如废督裁兵,积极方面,莫如建设民治。自民国成立以来,名士伟人,大闹其宪法国会总统制内阁制,结果只有愈闹愈糟。何者?建层楼于沙渚,不等建成而楼已倒。如今大乱初勘,三千万人,人人当发言,各出独到之主张,共负改造之责任。”
“如果湖南的事,还是由几个湘籍司令主持,这是‘湘官治湘’,决不可认为是‘湘人治湘’。”
“要‘自治’就不要依赖‘官治’,要谋‘湘人自治’,就不能依靠那些特殊阶级的少数人,政府和特殊阶级的少数人是不一定能够替我们全体湘人谋福利的,我们还是要去‘自求多福’才是。”
“换言之,真正的湖南自治,意即在湖南实现真正的‘民治’,也就是我湘民三千万人,人人当发言,人人要发言。”
“我们将要起草的所谓省自治根本法,不就是湖南群众心里所急欲创造的那部省宪法吗?省宪法的性质,是规定省的组织,省政府各部门——即行政、立法、司法——相互的关系和省政府与人民的关系的。人民对于宪法上的要求,最重要的便是看怎么样规定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因为***的消长,只须争此一点,这一点争不到手,或是所得不满意,旁的事便没有话说了。”
听了学者们的讨论,坐在那里的梁启超不由得连连点头,心里满是欣慰之意。
他知道,自己为湖南自治所做的一切,背后有着湖南民众的觉悟为支撑。
在“驱除张唐”胜利之日,参与请愿驱除张唐的的湖南士绅学子就已经意识到,政治问题不能仅仅只有政治方式解决,想要改造政治,必先努力改造社会的认知。如今的湖南知识界,已经不再把希望寄托在军阀和武人的身上,而转而寄望于民众的觉醒和社会自救。在这方面,在场的学者们的意见其实是一致的。
正因为有了这种外省军阀靠不住,本省军阀也靠不住的觉悟,湖南人民已经意识到,要想摆脱战乱过上好日子,必须要“自求多福”,要三千万人起来实现“民治”的觉悟。
而要使“湖南自治”产生法律上的效力,而令南北军阀势力无法可说,首要之务就是必须制定基于三千万湖南人意志之上的“湖南宪法”。基于这一认识,湖南诸公共团体集体向省政府请愿,要求尽快制定湖南人自己的宪法:“此次湘人治湘……欲求自决与自治出于正当之轨道,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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