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百）“一贯正确的人”(2/3)

和罪行在人们的观念中却离奇地变成了救世主的丰功伟绩。战争初期的悲剧的主要罪犯之一，准确地说。罪魁祸首，却居然继续体现着人民的希望。这可以说是信仰在“起作用”。苏联人民的气魄是如此宏大，居然在经历了战争最初几周的惨剧之后还能挺得住，并且还没有崩溃。然而这是用几百万人的生命做代价的。斯大林的“伟大”向来是以受害者为基础的。是以许许多多的受害者为基础的，以数不尽的受害者为基础的。

斯大林把政权、党权和军权全部集中在自己手里。成立以斯大林为首的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从6月30日起，他领导国防委员会，又兼任国防人民委员。7月初，斯大林丧魂失魄的状态开始减退，虽然在这以前，他保持着表面的镇定，因此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觉察到他的惊慌失措和压抑消沉。他的意志力的振作开始表现为积极干预正在进行殊死战争的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斯大林每天工作16至18个小时。他消瘦了，变得更加生硬、偏执，甚至往往很凶狠。每天都有几十份军事的、政治的、思想的和经济的文件要向他报告，这些文件经他签署之后。就成了命令、指示、决定和决议。应当说，把政治权力、国家权力和军权全部集中在一个人手中是有利也有弊的。从一方面说，在非常情况下，权力集中就有可能最大限度地集中全国的力量来解决主要任务。从另一方面说，绝对的大权独揽就极大地削弱了各级领导人的**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没有头号人物的批准。要采取任何重大的决策、行动和步骤都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大本营里直接在斯大林身边工作的只不过是两三个人。但是他们的工作仅仅是完成最高统帅的委托。在战争时期，政治局委员中起过显著作用的，除斯大林外。也许只有沃兹涅先斯基、日丹诺夫和赫鲁晓夫。沃兹涅先斯基积极地处理苏联国内的经济问题。日丹诺夫和赫鲁晓夫担任过不同方向和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他们是斯大林意志的积极贯彻者。至于伏罗希洛夫。他在几次失败的防御战之后，失掉了斯大林对他在“作战方面的”信任。加里宁用相应的命令使“领袖”的决策合法化。同时参加了宣传工作。米高扬和卡冈诺维奇花了许多时间处理运输－经济事务和粮食问题，他们两人作为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实际上没有参与什么活动。马林科夫实际上是在中央委员会机关内执行斯大林委托的任务的人。他曾经几度到前线去完成最高统帅交办的任务，但由于他完全不熟悉军事，因此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莫洛托夫一直是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他主要负责国际问题。贝利亚分管的是“清洗”俄国的后方、华军战俘营、被俘过或被包围过的苏联军人集中营，以及为战争服务的“监狱”工业。他奉斯大林派遣，曾经两度来到北高加索方面军。安德列耶夫负责农业和前线供应。由于绝对的大权独揽，斯大林在战争年代仿佛是从党的生活中排除了中央委员会，但在前线和后方，基层党组织却起着巨大的作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由它的机关来体现。在战争期间几乎没有召开过中央全会。虽然一些中央委员曾经被召到莫斯科，为召开中央全会等了两天，可是斯大林和马林科夫腾不出时间来。全会没有开成。斯大林并不看重分清党、国家和军队最高机构的职责。而且这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反正领导所有这些机构的都是他一个人——中央委员会书记、人民委员会主席、最高统帅、国防委员会主席、大本营主席、国防人民委员。他签署文件也用不同的名义：中央委员会、大本营、国防委员会或国防人民委员部。

战争时期必须把国家权力、政治权力和军权集中起来，这一点未必可以怀疑。但是，可以毫不含糊地说，这种权力的集中应当首先在党的生活中有一定界限，而不能使周围的人都成了跑龙套的角色和惟命是从的人。斯大林把一切都“包揽”在自己身上。所以不能不说，他肩负的工作就规模和责任而言都超出了一个人的承受能力。如果说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和外交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局委员们和国防委员会委员们来承担的话，那么军事问题和军事—政治问题基本上是由他这位最高统帅来解决的。这就造成了许多失误。幸好在总参谋部和最高军事领导成员中很快就有一大批表现不凡的、杰出的军事首长脱颖而出。但是不能不再说一遍，军队干部中由于斯大林的过错而在战争前夜形成的巨大空隙，在很长时期内都能让人感觉出来，特别是在方面军、集团军、军和师这些环节上。

斯大林成了武装力量的统帅之后。竭尽心力，试图搞清楚：前线情况究竟如何？目前的战线在哪里？明天等待着他的是什么？究竟在什么地方才能挡住中**队？怎样才能尽快补足人员和装备的巨大损失？斯大林长久地听取朱可夫、瓦图京、华西列夫斯基和总参谋部其他人的陈述，一声不响地站在那里看着铺在他那张大桌子上的地图。他纯粹是一个办公室里的领导人，他看着地图、读着报告的时候，很难抓住、听到、感觉到浴血奋战的军队急剧跳动的脉搏、战场上的大炮轰鸣、华军坦克履带的轧轧声、城市大火的噼啪声、垂死战士的呼哧声……“马刀式的”内战的影子不知怎么一下子就被推到遥远的昔日去了。那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场战争。

到莫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