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3章 乱云飞渡上海滩（1）(2/3)

关锦璘向前一步抓住王国伦的手紧紧握着说：“国伦兄弟，我们就此一别，你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讲过不活九十九打走小日寇，谁也不许走！”

1937年8月13日上午9时15分，日本侵略者的船舰重炮向上海闸北区进行轰击；中日双方筹备多日的淞沪八一三会战拉开序幕。

一二八淞沪之战发生在1932年，时光流逝了5年，中日双方又一次在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摆开了战场。

1843年，一名叫巴富尔的英军上尉出任了英国驻上海领事；他用每亩地一千五百文铜钱的价格从清王朝上海道台宫慕久手里租下外滩一带，建立了上海第一个国中之国英租界。

从那以后，不同肤色的人齐聚上海，这座当年的小县城也摇身一变，成了国际化的东方大都市。

但1937年的夏天，这一切都改变了。

伴随着黄埔江两岸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一场从陆地、水上、空中同时展开的空前规模的中日大战在这座东方之都拉开了帷幕。

1937年，上海人口三百多万，仅次于柏林、伦敦、莫斯科、纽约、巴黎和东京，是世界第七大城市。

英国上尉巴富尔的在这里建立了第一个外国租界后，这个自由港迎来世界各地的冒险家和商人。

在外来者眼中，上海是一个自由港，是东方的巴黎，而在中国人眼中，它完全是一个外国城市：轮船使进黄埔江，眼前的情景为之一变，广告台上闪烁着口香糖和香烟广告，万金油的广告则竖在茅屋顶的木架子上。

乡村被工厂、仓库、码头所取代，沿黄埔江上溯40里，船在浦东岬口转弯，乘客发现自己面对的好像并不是中国；也看不到那遥远的异国风情，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东方的利物浦”。

二十世纪30年代的上海行政区域由几乎互不相干的三部分组成。

第一是英国和美国合建的公共租界，人口有一百多万；管理层是民选的工部局。

第二是法租界，人口也有一百多万，直接听命巴黎当局。

第三是中国控制的上海市。

无论是公共租界还是法租界，都处于上海市中心，世界各地的人吩咐前往里寻找就业的机会。

二十世纪30年代上海的开放程度在全世界也是屈指可数；一个英国作家这样写道：“上海是我见到的最好城市，任何一个英国的城市都落后它一百年；这不是夸张！上海的夜晚灯火阑珊，像是过狂欢节，管弦乐团在公园河岸演奏；这里有很好的公共电车交通服务系统，每个人看上去都拥有一辆最新款的美国小汽车。在这样的港口里洋人甚少工作，轻松赚钱轻松花钱！”

二十世纪30年代的上海，最多时可容纳来自五十多个国家的族群；。

中午时分，英国商人和德国商人去午餐就餐；他们在外滩的道路上碰面根本不点头致意，都高昂着头颅走向自己的俱乐部。

与大多数欧洲侨民不同的是，住在上海的日本侨民却集中在虹口一带，这里被称为“小东京”，通用日语。

1937年上海有日本侨民三万多人，他们对上海的感情是复杂的，一方面他们向往这里。

日本歌谣《上海航路》里有这样的歌词：

开船了，愉快的航海，想着梦寐以求的上海，大马路、四马路是夜里绽放的花，红色的灯火招摇着，上海，憧憬的上海。

但是，很多旅居上海的日侨是自卑的；因为中西各国人士都嘲笑日本人的没有修养：大家都不穿西服而是穿棉的短单衣，系上一条三尺长的腰带，或是光头戴着大森出产的草帽；光脚穿上木屐，咯吱咯吱地在虹口一带满大街溜达，这些同胞的打扮极为令人羞耻。

二十世纪30年代，除了西方人和日本人，上海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来自欧洲的犹太人。

从1933年开始，大批德国犹太人在希特勒的排挤下逃离欧洲，上海是他们的首选。

一个德国犹太人这样说：我们一家人原来住在德国东普鲁士，商店、住房的玻璃窗都被打碎了；父母决定逃离德国，我们可以选择的去处并不多。想去美国，但当时从报名到批准进入至少要等八年。那时，我们惊喜地获悉上海没有移民定额也无需签证，于是我们就来到了上海。在上海下船的时候，十一岁的我惊呆了；因为我是第一次看到那么多长得跟我们一点都不像的人。船坞上拥挤着中国码头工人，来上海的时候，我们带了水晶、花瓶、碗、**单、高档衣服，后来我们把它们都卖掉了。很多犹太人都这么做，买这些东西的多数是中国人，他们是出于一种同情与爱心。

一个犹太人在龙华寺门口的台阶上遇到一个卖香烛的中国老人，他诉说对欧洲亲人的惦念。

老人说请接受一份香烛吧，当你在佛祖前点燃它时，就想你的兄弟；菩萨会保佑的。

犹太人说：“我们来到上海并不孤独，中国邻居非常友好；他们都是最穷苦的老百姓，又没受过什么教育，但知道我们处在艰难的困境之中非常通情达理地帮助我们！”

上海的中国人已经习惯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邻居，不管外面的世界发生什么变化，不管什么样的人到来，他们的生活是一成不变的。他们如蚂蚁一样忙碌不息，整日谨小慎微，但正是这样的人，创造了从1927